郭寄峤，1902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生于安徽合肥。
小学毕业后，郭寄峤本已考入本县中学，但终因兄弟多学膳费高而停学，转赴北京考军校。1917年，郭寄峤进入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两年后分发至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及西北边防军第二混成旅炮营实习。1921年，郭寄峤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九期炮兵科，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以后的戎马生涯中，郭寄峤曾先后上陆军大学、国防大学将官班继续深造。
郭寄峤与卫立煌是同乡。卫立煌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深感自己未受系统军事基础之教育，故一再邀请同乡郭氏与其合作共事。郭寄峤自1931年2月到卫部，直到1942年春调职，一直任卫部参谋长，随卫的升迁而升迁，对卫的军事指挥影响极大。1936年12月9日，郭寄峤和卫立煌到西安，拟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的会议。12日晨，郭寄峤在西京招待所与陈诚、陈调元、蒋作宾、蒋鼎文、龚运阳等一同被捕（软禁），延至27日始获释登机去南京。郭氏后来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东北军入关后待遇低未受到重视，对“中央”不满；二、朱毛红军在陕甘宁地区面临北西南之围而东渡黄河必败无疑，故决定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统战，而统战又获得了成效。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郭寄峤和朱德、彭德怀在共同抗日中闲谈时，曾不止一次研讨过“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对日宣战，郭寄峤先后任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和第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亦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全力辅佐卫立煌率部对日作战。
卫立煌、郭寄峤到山西指挥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忻口战役。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三大会战（上海会战、忻口会战、台儿庄会战）之一，自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共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等主力部队三四万人，为中方调整兵力、重新部署对日作战赢得了时间。当时属第二战区序列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友军的作战。
从1937年底至1942年春，郭寄峤在中条山、太行山一带与敌对垒，坚持了四五年，阻止了侵略军西进和强渡黄河的企图。1939年，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郭寄峤兼任参谋长。这一时期的防御战，郭寄峤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悬殊的实际，重点组织各部队构筑工事，建立侧防交叉火力网，诱敌入山再围而歼之，居然屡屡奏效。敌人虽多次由孟津、渑池、陕县一带强渡黄河，但都分别被击退。郭寄峤还特别抓了电报电码的变密事宜，尽量不使敌方有破译的可能，而又频频从敌方的广播和电台中获取可资利用的情报。
郭寄峤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曾扬威于抗战中，当时有“第一参谋长”之誉。曾担任过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写道：
……桌上放了四五部电话机，堆着盈尺的电报、公文。郭寄峤每天上午八点上班，除掉中间回家吃两顿饭，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点，一手握着电话机听汇报，一手拿着一杆寸楷毛笔批公文，批完了随手扔到地下，旁边就有一个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级人员有什么事情来请示，郭寄峤一手握着电话机不放，一手握着毛笔不放，简单明了地向来谒者答复几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当时别处许许多多糊里糊涂的国民党军官和参谋人员比较，的确表现得强干，高人一筹。蒋介石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当众表扬他为“标准参谋长”，使他从此身价十倍，顾祝同、陈诚闻之也另眼相看，叙起保定同学的关系，都试图把他挖到他们的身边当参谋长。卫立煌正因为有这么样一个能干的参谋长代他管事，他自己就不致陷于十分繁重的事务当中去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郭寄峤以第八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及警备总司令的身份，整集残军，驻防边疆。其间有人赋诗赞曰：“百尺雄关万里墙，祁连山势压沙场。男儿未觉西征远，更嘱天山侍道旁。”
郭寄峤历年文稿主要收入《寄庵论丛》中。他晚年著有《边疆政策之研究》、《边疆与国防》、《我国历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之迁徙与衍化》等书，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主张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有独到的见解。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郭寄峤先生访问纪录》。郭寄峤归纳他的思想性格为信仰“岳武穆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乡贤包青天（拯）维护正义、明辨是非善恶、不阿不屈、择善固执”，“处人坦诚信，重然诺，反贪污，喜研国学书法，好运动骑善”等。
1999年，郭寄峤以97岁高龄在台湾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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