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父刘南田，经商为业，早早便把刘文典送入教会学校读书，希望儿子能学会“洋话”，今后能与洋人做“大买卖”。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刘文典外文基础扎实，但他的追求与父亲的企望相去甚远。17岁时，他慕名前往设在芜湖的安徽公学就读。
在安徽公学，刘文典刻苦用功，同时也接受了进步思想。陈独秀等人创办或领导的《安徽俗话报》、岳王会，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华兴会等，都对刘文典萌发反帝反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1907年，刘文典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等组织和进步师生在安徽公学的活动逐渐引起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注意。随着刘文典最崇拜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苏曼殊等先后赴日，1909年，刘文典也东渡扶桑，求学于东京高等学校。他在这里结识了章太炎，曾随堂听《说文》，又应章氏之邀，参加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政纲。他一度还学习军事，练习施放手枪和炸弹，准备参加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暴力革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归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刘文典也兴奋异常，启程返沪。这时，他的同乡范鸿仙、吴忠信在上海和于右任、宋教仁等创办《民立报》。面对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的倒行逆施，刘文典及时站到“民立”的旗帜下。他在报社先搞翻译，旋以记者锐利的眼光和犀利的笔法，采写了一些鼓吹革命、倡言共和的文章，以“天明”或“刘天明”的笔名发表。讨袁的“二次革命”不幸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到暗算，手臂中弹得以幸存，他只得亡命日本。
此时，孙中山已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刘文典立即加入，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参与处理繁杂事务，多方联系同志，积极奔走呼号，鼓吹再造共和，一干就是3年。
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迅速赶回国内的刘文典看到的却是他不愿看到的事实：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中国的前途渺茫。他彳亍彷徨，悲观失望，愤而离开政治活动，决意专心研究学问。恰在此时，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遂介绍27岁的刘文典到北大任教。
从1917年初到1938年初，刘文典断断续续地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总共有20年时间（中间曾一度在安徽大学和清华大学工作），开课多达10门。可以说他教一门精一门，精一门再钻一门。在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沙滩红楼内学术空气浓厚，流派纷呈，思想活跃，创新与守旧的斗争也很尖锐。刘文典深知，以一区区无名青年，要想在北大讲坛上站住脚，没有真才实学和深厚功力并形成自己独到的学识，是不大可能的。国学博大精深，他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的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先从《淮南子》突破。
《淮南子》也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杂家著作，学术性和文学性皆强。书中提出的“道”和“气”的学说，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其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外，历代很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攻《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数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近现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适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也。”
继《淮南鸿烈集解》后，刘文典发奋不止，又继续进行《庄子》和《说苑》等书的校勘工作，他的《庄子补正》、《说苑校补》、《三余札记》等著作陆续出版。其中《三余札记》为笔记体，取三国董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意，记录了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也可窥见他的勤奋不殆的钻研精神，他精通德、英、日语，涉猎广泛，不断地把叔本华、布哈林等人的哲学著作、史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
北平沦陷后，刘文典的生活备极艰难，铁蹄下人民的痛苦呻吟，更激发了他对侵略者切齿的恨。他绝口不讲日语，以示对侵略者无声的抗议。1938年下半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的刘文典一家终于来到昆明。他们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尽失，刘文典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
来到后方的刘文典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庄子补正》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得以出版。曾和刘文典先后为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陈寅恪在《庄子补正》的序中写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 “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医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
刘文典虽潜心治学，但颇具正义感。五四运动中他参与营救被捕的陈独秀不遗余力，1928年又在安庆当面顶撞蒋介石是“新军阀”，并保护进步学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支持独子刘成章参加北平学生敦请政府发兵抗日的卧轨请愿，儿子要出去受苦，刘夫人爱子心切，欲加以拦阻。但刘文典劝说妻子，爱子更须爱国，国在人在，国破家亡。他对儿子说：“这是爱国行为，你应该去！”当时，正是北方的封冻时节，刘成章体弱畏寒，在旷野上夜以继日，餐风宿露，积劳成疾，终于不治身死。刘成章自幼聪慧异常，双亲视为掌上明珠，在其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8岁即能填词，英语基础扎实，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他喜好物理，立志有所作为。惟一爱子的英年早逝，在刘文典夫妇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感。他曾有诗曰：“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古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允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这首诗无题有感，是抗战初期刘文典在大西南时惊闻家乡沧陷而作的，对侵略者切齿之恨和对家乡铭心之爱跃然纸上。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俱兴，生气勃勃。刘文典深受鼓舞，他开始振作起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事业中去。建国初期，他耳闻目睹了共产党的崇高形象，通过学习，对社会主义、对党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执教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是一位知识型的党员高级干部，对刘文典关怀备至。学校为刘文典提供了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调配了助手，给他增辟了专门的研究室，让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他在云南大学先后开设了“温李诗”、“杜诗研究”、“文选学”、“校勘学”、“文赋研究”等新课程，重讲和编印了“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慈恩法师传研究”、“史通研究”等。他还主持杜甫研究室，在助手的配合下，赶写《杜甫年谱》、《群书校补》、《王子安集校注》等著作。可惜这些工作在刘文典生前未能全部完成。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不幸因肺癌病逝，享年69岁。他解放后曾有服务桑梓、再回安徽教学的愿望，惜云南大学工作难离，此愿未竟。他临终遗言，家中珍藏悉数捐献安徽，骨灰送回家乡。刘文典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国家一级教授。
|
当前位置：
市旅游局 >
认识合肥 >
合肥名人
> 正文
